一、 前言：新世紀閱讀日治時期的意義何在？

(1) 日本治台年代，台灣社會湧動的文化運動與文學創作，基本上屬於台灣人社會運動及政治運動的一環，文學與文化、社會、政治改革密不可分。《台灣民報》系扮演媒體的角色，其傳播運作成為台灣反殖民運動的重要場域。從1921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而1926年台灣農民組合成立，1927年文化協會因為主幹意識型態的對決（文化運動／（馬克思）的農民運動／或國民黨國共合作的全民運動）而分裂出台灣民　眾黨，或者1928年成立的台共路線之爭（屬於日共或中共）等等，莫不與《台灣新民報》系的媒介運作息息相關。

(2) 因此，在我們這個年代中閱讀日治時代，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從中學習當年台灣文學家以文學運動為中心，結合文化、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實踐模式，再造台灣精神，確立以台灣人民為主體的台灣論述，不向任何文化霸權與政治強權低頭。

二、日治時期文學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什麼承先啟後的影響？

(1) 提供給台灣文學廣闊的學習空間和表述方法，在這個年代中，中國的、西洋的及日本的文學佳作、文藝思潮，幾乎無所不包，既讓台灣作家（在這個年代同時又是高層知識分子）得以模倣學習，並且充實其創作內容，紹啟了台灣文學多聲多音的豐富面相。

(2) 提供給台灣文學／文化界「公共論壇」模式，通過作家的相互論爭，筆戰，凝聚台灣文壇／社會的共同意識，其中尤以「台灣意識」的標舉為最。

(3) 開發了「台語文學」的書寫議題，建構了「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基礎。

(4) 反封建、反殖民的寫實主義精神成為戰後台灣作家書寫的主調。文學既是政治的，也是反政治的。作家在關懷土地與人民的主調下，不向威權統治低頭，為弱勢階級發聲，強調現實社會的介入與參與。

三、社會歷史與文化的差異對文學活動所造成的變化。

(1) 英國文化研究大師雷蒙•威廉斯(R.Williams)曾以「社會整體論」(social totality) 的觀點，強調文化研究在於探討「整體生活方式中各種要素間的關係」，因此，通過特定作品或特定制度之分析，便可呈現社會整體的生活方式。因此，社會歷史文化決定了文學活動的變化，乃是理所當然的。

(2) 威廉斯以「感覺結構」 (structure of felling)的概念解釋文化，他認為「感覺結構就是一個時代的文化，也是整體組織所有要素共同生活出來的結果」。日治時代的大環境醞釀出了日治時代台灣人民的「感覺結構」，反映出那個年代的台灣感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表現在文學作品中，歷歷可見。

(3) 借用威廉斯對文化的定義：一、文化是「理想」的，二、文化是「紀錄」的，三、文化是「社會」的。文化因此而有三個層面：第一是生活的文化，由當代人在當代社會中參與；第二，是記錄性的文化，包括了藝術和日常的事實（大眾傳播內容即是）；第三，則是「選擇性傳統」(selective tradition)，即將生活的文化加以選擇進入記錄性的文化的過程。文學活動正式在這三種角色中產生變化。

(4) 文學活動與傳播是把作家個人獨特經驗，透過文學轉化為社會或人類共同經驗的過程。因此文學是歷史記憶，是社會共識，也是文化的共享過程：包括共同意義的分享，以及分享共同的活動、共同的目的，然後是提出、接受並比較新的意義，從而導致社會成長和變遷。

四、結語：建立新台灣文學的傳統與實踐

(1) 文學活動及其傳播具有社會意義，因此必然與大眾相關。在新世紀來臨後，文學活動必須思考的課題已經大異於日治年代，今天的文學面對的是大眾文化、大眾傳播與大眾社會三者的考驗，建立新的台灣文學傳統與實踐，從而成為新世代台灣作家的責任和使命。

(2) 英國另一位文化研究大師賀爾(S.Hall)指出，文化研究之特色在於：(一)視文化為所有社會實踐所組成的整體；(二)將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視為互動；(三)將文化定義為特定團體基於其特定的歷史情境和社會關係，掌握並反應其生活狀況，從而顯映的意義與價值，而形成新的傳統與實踐。(四)尊重經驗。以此為基點，未來台灣文學的書寫、傳播與實踐也應該：﹝一﹞.將社會實踐所組成的台灣整體加以顯映出來；﹝二﹞將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互動關係加以浮凸出來；﹝三﹞掌握當代台灣特定的歷史情境和社會關係，彰顯其意義與價值，形成新的文學與社會傳統與實踐；﹝四﹞尊重台灣文學與台灣社會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