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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三學年度起,在大新社、大陸社等社團主導之以普選做訴求的多起抗爭活動,爭取學生自治的實踐,引發校方的壓制行動,更使得當時的校園情勢一度非常緊張。加上校外政治勢力的介入,使得原本單純的爭取學生自治權事件,演變成社會的大事。李文忠事件的發生便是一例,當時的學代大會早以九十四比零通過主席直選案,且當時主其事的學代林佳龍先生更規劃出完善的直選方案,但卻無法得到校方的善意回應,以致形成部分社團及個人不得不走向體制外抗爭一途。在當時整個社會環境正面臨轉型的情形下,學生在推動代聯會的改制時,採取和校外政治抗爭相類似的手段,甚至和社會上的政治改革運動結合,雖然有不得不然的苦衷;而校方也未能體察時代的潮流和學生的企求,而使衝突情勢急劇昇高;凡此種種,都為學生自治的道路,預埋下了不安定的種子。時至今日,即使學生早已使用理性的方式尋求自治事務的進步,但是不論是在和校方交涉時,或是向同學推廣自治理念時,雙方都還是免不了會有著不必要的疑忌和成見。這可能是當初主其事的雙方始料所未及的!

  七十五年,為了要讓學生代表大會更專業化,也為了解決班代大會動輒三、四百人開會,不僅易於流會且不易議事的問題,學生代表改由以系為單位選舉學生代表,每滿一百人選出系代表一名,使學代總額降至一百四十人左右。此時新章程設計的代聯會制度才開始運作正常,卻因校方處理「五一一學生日」事件失當及將大新社之報導以審稿辦法停社一年,引發了體制外抗爭組織「自由之愛」運動,加以其中原本宣告要參選代聯會主席的兩名學代及另外七位主其事的同學,在「五一一學生日週年紀念」事件中,被學校記小過以致無法參選,更引發了全校同學一致同情主張普選的同學,七十六學年的代聯會主席,便由主張普選的陳志柔先生當選。而在他的任內,除了迫使學校同意普選制度外,更進一步藉此推動了學生會的成立。從民國六十年王復蘇主席開始,這一步跨了整整十七年之久才成功!而就整個學生會歷史來看,從學生自治會走到學生代表會再回歸直接民主的學生會,這一步更跨了近四十年之多!

  學生會制度的設計,在改組後的學代大會中,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意見:由章程制定委員會所提出的草案中,主張仍然維持原來代聯會時期的內閣制「大會|委員會制」架構,僅將由職員組成的執行部改成由普選的學生會長領導,並將功能強化,而做為會員代表大會的學代大會則仍為學生會的最高權力機關,有權要求會長執行大會通過的議案;但另有一部分的學代主張將學生會會長視為全校同學普選出的行政部門領導人,具有高度的行政裁量權;而學生代表大會則屬於具有制衡功能的立法部門,以監督會務和訂立法案為主,和行政部門的地位平行,加上負責仲裁糾紛的學生法官,基本上成為三權分立的絕對總統制,和代聯會時期的制度完全不同,後來經過一整年的爭執和討論,才終於將制度確定為後者。這雖然是學生自治史上的一大創舉,也成為國內各大學院校爭相仿效的對象;但是當時全憑一股熱情,倉促改組的作法,雖然有其實際上的苦衷,卻也造成了往後數年直至今日組織體系一直處於紛爭不斷而無法確立的困擾。七十七年首任學生會長羅文嘉先生選出後,面臨的是新法未訂,舊法不合的窘況,直到七十八學年度范雲女士任內才終於將學生會的根本大法|「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自治規程」制定完成,並經全校同學複決通過。至此方脫離過渡時期的尷尬。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原來附屬於代聯會下的臺大青年社和代聯會訊社(現在改名為學生報社),趁著組織架構改變時紛紛脫離學生會,成為獨立的新社團。不獨學生會如此,幾個發展良好的院代會訊社,如醫訊等刊物,也都開始在獨立。就歷史的觀點看,以前的的代聯會並不是社團,而是位階高於社團的自治組織,因此當然可以轄有附屬的社團以利傳承;但是在改組之前幾年,校方開始視代聯會為一普通社團,自然令其附屬社團的法定地位消失,所以這些社團的獨立實在是不得不然,否則無法取得正常的生存空間。但是在他們獨立出去後,學生會卻還是得發展自己的出版品及機關報,因此林奕華時代的學生時報、賴中強時代的臺大學生會訊都是;而獨立之後的發展是否會比較好,也是仁智互見。只是自民國四十年代創刊,五十年正式成社的臺青社,以及六十年成立的代訊社,在共存共榮三十年後,自此便和學生會分道揚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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